七十来岁的徐莲芝是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科主任、国家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会员，曾接诊我国第一例艾滋病患者。病人们爱戴她，亲切地叫她“徐妈妈”。前联合过秘书长安南的夫人称她是防艾滋病的世界级功臣。在多年与艾滋病斗争的征途上，徐妈妈有太多感慨。

    接治国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

    在我小时候，妈妈的身体不好，饱受病痛的折磨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四岁的弟弟又因病夭折了，当时我就想，假如我们家有个医生该有多好啊！所以在后来报考大学的时，我第一志愿是学医，第二志愿学医，第三志愿还是学医。从拿起听诊器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便立下承诺：去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。

    自从1990年接治国内第一例艾滋感染的出国劳务人员以来，我以亲手治疗了几百例艾滋病患者。一些人不解地问我，难道你就不害怕么？我倒不是因为我胆量有多大，而是我的专业和性格让我不怕。我是搞传染病研究的，与各种传染病病人打了四十多年交道。艾滋病算得了什么，它不属于乙类传染病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流行性脑炎的高发期，它是经呼吸道传染的疾病，传染性更强，送到医院的病人都是昏迷状态。每遇生命垂危的病人我们都会本能地拽下口罩实施人工呼吸。过后最多只是漱漱口，吃一点磺胺类药物以防万一。

    虽说这样做太危险，不宜提倡，但作为医生必须具备这种精神，和战场上的战士一样，危急时刻要敢于冲上去。当然，我还是关注健康的，每年坚持体检，就是工作起来顾不上许多。前不久我手破了，贴了块药布就去查房，倒是我的病人大惊失色地喊住我，让我马上离开这儿。

    病人饱尝精神和肉体折磨西安艾滋病

    我的患者中有一位曾在非洲工作，就因为在当地拔牙而感染艾滋病。在非洲工作时，他接受的是半军事化管理，上街须三个人同行才能获准。他根本没有机会行为不轨。但没有人听他的解释。他丢了工作，丢失朋友，连亲属不愿和他来往。他饱尝精神和肉体的折磨，最后想报复一些人就自杀。后来他在咨询中和我们取得联系，我们尽最大可能关心他帮助他，使他打消了原来的想法。

    1996年春节前，在单位的新年聚餐会就要开始时，有一个病人打电话求助，因为他目前仍接受治疗，不宜暴露真实姓名，就叫他H吧。H年仅28岁，是同性恋者，近来经常发烧，全身乏力，淋巴结肿大，他的性伴中已经有人患艾滋病。经常抗体试验，为阳性。他确实是一名艾滋病人。H的直结果以后，低着头：“徐阿姨，我可怎么办呢？我活着后还有什么意义呢？”待他情绪稳定后，我平静地说：“任何人的生命都是一样宝贵的。就把他当做自己人生中的一次挫折吧，让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对付它。”

     我希望他能与最亲近最可靠地人一起来就诊，他说哥哥最可靠。但过了很长时间，他一直没来。大约两个月后，他才来门诊找我，话未出口已是泪流满面。从那天起，他不在叫我徐阿姨，该称我为徐妈妈。原来他和家人说明情况后，亲人们非但不表示同情，反而冷冰冰地告诉他，自己的事，自己解决，不能连累大家。H绝望了，他想远走高飞。就在他收拾自己的行囊时，亲人们却忙着往屋里搬运消毒机械。H不得不重新回到他同性伴侣中去。

     半个月后的一天深夜，我突然接到H的电话。他声音模糊，像是喝醉酒，说是要和我做最后的告别。我急了，问谁在他身边，他说小万在身边，我说快让小万接电话。我严肃的警告小万，H的安危由他负全责，现在最好办法就是马上交一辆车把H送到我这里来。小万算是听话，他采纳了我的意见。

    我立即穿好衣服，出门去迎他们。当时已是11月份，在深夜的寒风中焦急地等待了近一个小时后，我才体会到了一点所谓“艰难”的滋味。在我的不懈努力下，终于成了我的住院病人。一晃三年过去了，H一直坚持治疗，病情也较稳定。为筹措治疗经费，他开了一家专卖装饰画的商店，生意还不错，

   送走病人后断绝往来

   我曾接诊过一对艾滋病 夫妻，男的急性发作，到医院一个多小时就死了。我帮助女的小冯料理完丧事，建议她也去医院查一查，不料她却跟我吼起来：“我们灾难已经够多了，我还有十岁的孩子啊。”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外企的中方代理，我对他们的了解仅此而已。

   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，小冯面容憔悴地来门诊找我，得到阳性反应的结果后，她先是哭，后是笑，最后发出尖锐的哀鸣。我引她到一间人少的病房，耐心地守护着她，并不时问她询问，你希望我怎样帮助你才最好？

    在我们逐渐成为好朋友后，她才告诉我她当时想过开车从悬崖上扎下去，摔个粉身碎骨。以后，她还和我说了真心话。我很高兴，因为让矮子病人把心里话说出来可能是世界上最难得事。她谈到死亡也谈到了孩子，她说：“我虽然给孩子留下了房子和部分财产，但我不知我委托的人日后能否尽心地照顾好我的孩子，如果您能替我......”我不想让她再说下去，赶快岔开她的话题。不是我自私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身体又不是很好，实在不敢轻易答应别人的请求。不能兑现所谓承诺，对双方都是难以解脱的折磨呀。

    后来小冯去世了，在料理丧事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他们不幸而又可爱的孩子——婷婷。两年前我送走了她的父亲，现在又送走了她的母亲。看见孩子，让我既心痛有内疚。孩子很懂事地走过来给我鞠躬，说徐奶奶我早就听说您了。我握着孩子的双手说：“好孩子，今后要保重自己，要好好地生活，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就来找我。”

    以前每送走一位艾滋病人，我就与他们的亲属断绝往来。因为每个艾滋病患者都为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。病人一旦去世了，他们的生活才能逐渐恢复平静。我又何必去打扰他们呢？但这次是唯一的例外。在小冯夫妇相继去世后第一个中秋节，我提着一盒月饼去看婷婷，还让她做了体检。所幸的是，她没事。

      退学后想学绘画

      我们全家都是搞医的，我和爱人是大学同学。日常生活十分简单，家里的陈设大多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古董，一张几十块钱的就饭桌，用了近三十年也舍不得扔。我肯定不是出色的家庭主妇，好多事我都做不了，就拿做饭为例，我常做的就是煮面条。只有孩子们回来活着有亲戚朋友来，才郑重地做几样饭菜。好在我和爱人在大学时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不为以苦，反以为乐。

    做了四十多年的医生，我突出的感觉就是时间不够用，知识用不够，病人的痛苦总是让我心绪不宁，牵肠挂肚，唯有不停地工作才能慰藉我无能威力的歉疚。目前有一点时间都用在了书写上，再就是整理典型病例。好在除工作外，没有什么其他嗜好。文艺、体育都不行，只有从小就喜欢画画。我早就想好了，等我真的不做事了，就一定去学绘画，我相信能画出一点成绩的。

西安艾滋病 www.999hiv.com 
转载请保留.版权所有  转载时必须以链接形式注明作者和原始出处